财富集中加剧美金钱政治

发布时间:2019-10-08 17:55:28 作者:匿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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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美国《赫芬顿邮报》报道,2016年大选中,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从出资50万美元及以上的大额捐款人处共筹集到10亿美元,约占当年国会选举和总统选举总开支的15%,较2012年上升4%;这10亿美元中75%以上来自一些极富有的人,包括90位亿万富翁,其捐款总额高达5.62亿美元。这表明,富豪和大企业能轻易地用金钱换取政治影响力。

雷弗说,从绝对水平来看,与世界大部分地区人民相比,大多数美国人生活得不错。但对于许多美国人而言,曾经普遍且现实的一个追求现在变得难以企及。这个追求不是成为富豪,而是过上没有经济忧虑、能够为子女提供向上的社会流动机会的小康生活。这种情况是最近30多年里收入和财富流向最富有人群造成的。二战后的30年是美国黄金年代,其特征是广大人民共同富裕。尽管美国经济仍然经历着繁荣与萧条的周期性波动,但当经济增长时,大部分人都受益。1947—1979年,美国每一个经济阶层的收入都有所增加,且幅度接近,增幅最大的是处于收入阶梯最下方的20%的居民家庭,增幅最小的是阶梯最上方的20%的家庭。也就是说,即便富人更富有,整体经济不平等状况也略有改善。然而,此后趋势发生逆转。1979—2012年,最贫困的20%的家庭收入下降,中下层至中上层家庭收入增长停滞或有小幅增长,收入增长集中于最富裕的20%的家庭,特别是最富裕的1%。

极少数人影响美国经济和政治

近日,美国俄勒冈大学劳动力教育与研究中心副教授戈登·雷弗(GordonLafer)在华盛顿经济政策研究所,就其新书《1%的解决方案:企业如何以州为单位重塑美国》,与该研究所经济分析与研究网络(EARN)主任黛安娜·斯图尔特(DianneStewart)等人,探讨了美国极少数人掌握极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现象。

民主要求理性,但民粹主义可能非理性化。民主之所以需要理性,是因为民众的利益是多元的,不同的利益主体通过理性沟通、交流和协商形成共识,才能达到民主和真理的统一。但民粹主义为了吸引眼球或宣泄情绪,可能将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放在一边。比如,因受到难民潮冲击,欧洲一些右翼分子煽动种族主义、传播排外言论等,就可以说是这种非理性思潮的表现。民粹主义貌似激进,但常常也代表着一种保守落后的倾向。

财富集中加剧美金钱政治

经济力量转化为政治力量

编辑 敬玲燕

3月15日,在柬埔寨磅湛省医院,白内障病人在等待接受检查。

而且,早在“联合公民”案前,企业的政治花费也明显高于工会。根据美国无党派研究机构的数据,2000—2010年美国企业与工会为选举分别投入的资金比高于10:1。虽然“联合公民”案后企业和工会的政治花费都不受法律限制,但二者的经济实力悬殊之大使比较失去了意义,2010年时许多工会组织已经达到其支付能力上限。例如,美国劳工联合会—产业工会联合会削减了政治广告预算,并限定其资金只用于选举中保住现有席位,而不是竞争新席位。相反,企业的政治花费剧增。2008年,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及其他非营利政治组织的竞选开支略超过1400万美元,2012年升至10亿美元,其中大部分来自商界。

作者:中国社会科学报驻华盛顿记者王悠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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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交通运输管理局局长苏辉表示,中蒙《汽车运输协定》最大的贡献是把双方的运输线路打通了。内蒙古交通运输厅总工程师李和平说:“中蒙两国2011年签定的《汽车运输协定》及其议定的框架下,内蒙古交通运输厅与蒙古国汽车运输部共同商定开通了29条中蒙国际道路运输线路,其中15条国际道路旅客运输线路,14条国际道路运输货物运输线路。”

经济不平等愈发严重

Y32(延庆南菜园—千家店)

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

隐身性F-22胜出

与日俱增的经济不平等加深了政治不平等。近些年,竞选政府官员所需费用一路飙升,政治家愈发依赖有实力为其赞助的个人和团体。随着财富向极少数人聚集,出现了一批想要通过斥巨资左右政治的“超级捐款人”。“‘联合公民’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”更是加重了这一趋势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2010年1月21日裁定,2002年《两党选举改革法案》第203条“禁止企业和工会在初选前30天或大选前60天使用一般性资金资助议题倡导广告(issueadvocacyads,旨在间接帮助候选人获得选票)的播出”违反《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》中的言论自由原则;几个月后,最高法院对“‘现在就说’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”做出相似裁决。这两个案件的判决结果催生了大量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(superPAC,即独立开支委员会),它们可以无限额地接受个人、企业、工会的捐款,无限额地将捐款用于为候选人宣传造势,但不能直接资助候选人,其活动不能与候选人的竞选活动“协调一致”,即禁止双方合作、咨询、协商。

【简介】以“共享创新资源,协同创新驱动,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”为主题的第一届长三角一体化创新成果展5月23日在安徽省芜湖市开展。 记者:曹力 编辑:程一恒

此外,2010年后,由企业资助的、私人性的倡导团体(advocacygroup,包括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)对选举政治的控制权扩大。一方面,它们财力雄厚,可为候选人的宣传活动提供强大助力。虽然法律规定候选人与倡导团体不得私下合作,但常用的规避方法是借助公共平台来获悉对方的意图,很难证明存在私下合作。另一方面,倡导团体开始开展曾专属于政党的活动。“联合公民”案后不久成立的为共和党服务的非营利组织“草根政策策略十字路口”,在一份文件中称其使命是“在影响政府和经济的重大议题上对公民进行研究、测试、教育、激励;为响应我们议程的中右派支持者建立全国性草根网络,动员他们有效地倡导政策变革”,而这些原本是属于共和党自身的核心活动。

9月23日,在安徽省亳州市魏武广场天幕剧场,文艺爱好者在进行旗袍走秀。

光宝集团采访。

5日,青川县纪委监察委办案人员介绍,赵全民在虚假理赔过程中,监管的缺位是他们屡屡得手的重要原因。

经济不平等恶化的背后是生产率提高与工资增长之间关系的破裂。二战后的第一个30年,生产率与工资几乎同步上升。1948—1973年,美国工人劳动生产率上升96.7%,生产与非监管岗位工人(占总数的80%)时薪上升91.3%。此后,生产率与工资开始“脱轨”。1973—2013年,劳动生产率上升74.4%,工人时薪仅上升9.2%。随之而来的是工薪阶层生活水平逐步降低,劳动力市场不要求本科学位并能给出足以养家的工资岗位减少。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2017年4月预测和计算,2014—2024年岗位数量增加最多的十大职业中,有半数2016年年薪中位数不足24300美元,即低于2016年针对4人家庭的联邦贫困线。同时,最富裕群体的财富剧增。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专业教授伊曼纽尔·塞斯(EmmanuelSaez)的研究显示,2012年美国收入最高的10%的人,其收入首次超过居民收入总额的50%(包括资本利得),不平等程度达到1917年以来的最高值。